您的当前位置:现场报码室 > 现场开奖报码室 >

吴敬琏的主要著作

更新时间:2019-09-13

  可选中1个或多个下面的关键词,搜索相关资料。也可直接点“搜索资料”搜索整个问题。

  著作名出版社出版时间《驳“”对社会主义工资制度的诬蔑》 广东人民出版社1978年《经济改革问题探索》中国展望出版社1987年苏联科学院出版社(俄文版)1990年《中国经济改革的整体设计》

  (与周小川、楼继伟等合著) 中国展望出版社1988年《中国经济的动态分析和对策研究》

  (与胡季等合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1987年中国经济实况分析》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吴敬琏选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论竞争性市场体制》

  (与刘吉瑞合著)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1989年中国经济实况分析》(与张军扩合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通向市场经济之路》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1992年日本THE SIMUL PRESS INC.(日文版)1995年《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中国经济出版社1992年《市场经济的培育和运作》中国发展出版社1993年《大中型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合著)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现代公司与企业改革》天津人民出版社1994年《建设市场经济的总体构想与方案设计》(合著)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构筑市场经济的基础结构》中国经济出版社1997年《何处寻求大智慧》 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国有经济的战略性改组》(与张军扩、刘世锦、陈小洪合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年《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战略与实施》 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公司治理结构、债务重组和破产程序:重温1994年京伦会议》

  (与周小川合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国企改革攻坚15题》(与陈清泰、谢伏瞻合著)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年《改革:我们正在闯大关》 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股票期权激励制度法规政策研究报告》(与陈清泰合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年《十年纷纭线年《比较:以比较传递理念、思想和智识》 中信出版社2002年《发展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制度重于技术》 中国发展出版社2002年《转轨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吴敬琏自选集(1980-2003)》山西经济出版社2003年《当代中国经济改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比较(4)》中信出版社2002年《比较(5~9)》2003年《比较(10~15)》2004年《比较(16~21)》2005年《比较(22~27)》2006年《比较(28~36)》2007年《比较(37~39)》2008年《比较(41~45)》2009年《比较(46~51)》2010年《比较(52~57)》2011年《比较(58~63)》2012年《比较(64~66)》2013年《吴敬琏专集》(首届中国经济杰出贡献奖获奖者丛书)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年《中国增长模式抉择》上海远东出版社2006年《呼唤法治的市场经济》三联书店2007年《长安讲坛:第一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长安讲坛:第二辑》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长安讲坛:第三辑》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年《从威权到民主: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学》 (青木昌彦著)中信出版社2008年《当代中国经济改革教程》 上海远东出版社2010年《中国未来30年》(与俞可平合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宏观经济与地方产业发展》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影子里的中国》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重启改革议程:中国经济改革二十讲》(与马国川合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改革共识与中国未来》 (与俞可平、芮效俭合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13年 教育首先要‘育人’,教育学生怎么做人 一所大学首先要育人,其次才是搞专业技术。他说:“不管你学的是什么专业,你首先是个人,所以教育首先要‘育人’,教育学生怎么做人。”他介绍说,西方从中世纪以来就有很多关于大学精神的讨论。他个人十分推崇英国牛津大学纽曼教授的观点,即“大学课程设置的目标是为了培养良好的社会责任,它所传授的学问乃至社会生活的艺术,其最终目标是使受教的学子能够适应这个世界。”在这种观点下,眼光不能局限在特定的专业之上,要通过教育使学生获得自己的见解和判断,坚持自己的信念,并能够身体力行。

  吴教授回忆自己的求学生涯说:“1948年,我抱着科学救国的想法考进金陵大学。金陵大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宣传基督教精神和美国文化。50年代初,对金陵大学的教育作全盘否定,比如思想改造时,我是文学院的学生总代表,跳上台去批判老师,自己以为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了。其实当时非常浅薄,现在想想很可笑。当时两个金大(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还发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叫‘反美爱国’运动,批判帝国主义文化侵略,批判了好几个教授。到现在来看,我们应该用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那段历史。”

  吴教授是金大的学生,52年全国院系调整,所以拿的却是复旦大学的毕业证。他说:“现在有不少高校纷纷合并,说明对半个世纪前仿苏联模式的教育体系有重新认识。但几十年过去了,不是说在组织上有了改变它就整个可以改变的,我想大学的基本精神是需要在各个学科之间进行交流,一个学校里各种学科的人才在一起,互相交流,才能培养一个好的学术环境。这是一个基本的要求,而不在于办公室在哪里,系科怎么设。”他举例说,许多人认为麻省理工学院只有工科好,其实不对。麻省有两个学科是全美最好的,甚至在全世界都数一数二,一个是经济学,一个是语言学。这种现象值得我们国人深思。 中国大学应该培养“贵族”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教授,日前在西北第二民族学院演讲时说,中国大学应该培养“贵族”——高尚的人。

  他以自己的亲身体会来证明了他的观点。他回忆,在他从小学到大学毕业,真正对他现在工作和做人最有影响的一段日子,就是他于1941年到1943年在重庆南开中学学习的日子

  当时,这个学校被称为贵族学校,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贵族学校——父母都有钱,消费也很高,而是贵族(N0BLE)——高尚的人。如今象周光召这样的国内许多知名人士都出自这个学校,粗略算一下,这个学校光出院士就有30多个。

  当年,学校的创始人师出北洋水师学堂,亲历了甲午海战北洋舰队的全军覆没,他意识到了依靠买船训练海军根本没用,只有人才才是中国的希望,因此立志办学,并从学生的衣食住行开始抓起,并在所有教学楼前立一面镜子,上面的箴言包括了各种礼仪校训。几十年过去了,50年代,当中国向国外派遣第一批大使时,从南开中学毕业的周恩来总理还能背出这些箴言。

  最后,吴敬琏教授指出,大学生正在集中系统地学习上一代的宝贵知识时期,应该抓住机会,努力在学校的培养下,成为一个“贵族”,一个21世纪的有用人才。(完) 一分为二看“教育产业” 吴敬琏教授在宁夏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出,要一分为二看待“教育产业”。

  他说,看“教育产业”,要先了解产业的定义,中国政府按照联合国分类,将产业分成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从自然直接生产产品,农业即是第一产业,加工是第二产业,除第一、第二业以外,都叫第三产业,教育自然属于第三产业。按照这个分类,教育就是产业,要产业化。另外一个含义是针对性的,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教育不一定都是产业,它有其特殊性,必须一分为二看“教育产业”。

  关于“教育产业”这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都有争论,就是说社会的效益和本身的效益不一定一致,凡是这种东西不可能变成一个市场的导向性。教育这个产业,有些社会效益和单位效益是一致的,比如说,会计技能和软件技能的社会效益和本身效益基本一致,可以变成产业。可是,人文学科、义务教育有很大外部性,不能变成产业。所以,他不赞成把所有教育都变成赢利性。

  他还说,研究甲骨文,是几代人的劳动,发现二项式定理也一样,这种活动都产生了很大社会效益,大家都用却没有人会去买的。如果这些都变成赢利性的,要不了多少年,我们的社会只知道钱,什么文化都没有,这样一个民族是站不住脚的!必须分门别类。另外,管理教育可以变成赢利性的,可以把管理学放到一个综合的学科上。文化教养属于人文学科,有巨大的社会性,它的东西卖不掉,所以不能作产业。

  他最后强调,在外面走路的时候,开门一定要看后面有没有人,如果有,让他先过,你再关门,这是一个素质问题。如果这种简单的文化教养要都卖钱,全面的教育和全面的培养就会有问题。 我国有一部分地区和企业“过关”了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中国有一部分地区和企业在市场经济中已经“过关”了,但任重道远;其他许多没有“过关”的地区和企业还需要努力。

  他说,历史不象走路,而象抽刀断水,不能明确划分界限。2000年2月,国有企业几乎支配了国民经济,可是国有企业改革还没有真正进入改革渠道,于是,他提出了中国没有“过大关”,新铁算盘一肖在社会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经过了近两年时间,他发现,中国出现了两种变化可以表明部分地区经济大关是过了。首先是在东部发达地区,比如浙江、苏南地区,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已开始形成,国有经济在社会经济中有进有退。在苏南地区,苏南模式的乡镇企业进行了改革,先从乡镇企业变成一般股份企业,然后再变成比较好的股份制企业并上了市。其次是十五届四中全会以后,国有企业改革走出了旧模式,现代公司治理机构的框架基本建立起来了,这是过去几十年没有做到的。

  但是,中国还有至少75%的地区和企业还很落后,比如宁夏等西部落后地区,这些地方的企业还没有形成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需要继续努力。不过这些地方潜力很大,一旦发展起来,将是中国经济的新亮点。

  同时,他也强调,即使是“过关”的地方,也只是基本实现早期市场经济,不一定能长治久安,必须建立健全“法治”,否则容易滑进“裙带资本主义”,也就是同志说的“官僚资本主义”,前苏联就是反面典型。 落后地区必须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吴敬琏教授在宁夏接受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见时提出,落后地区的“三项制度”建立应该靠后,必须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他说,西部是经济欠发达地区,在这些地区,现代企业制度还没有有效建立,入世后,根本无法有效参与市场竞争,更别谈“三项制度”的确立了。1992年,南巡讲话时强调“三项制度”,陕西还提出了“砸三铁”,结果是无法进行了。

  ·1991年,国家14个部委搞了一项研究,最终的结论是:当企业所有者不在位时,公司的现代企业制度没有建立,“三项制度”根本无法进行。所以,要有个轻重缓急,建立好现代企业制度,再建立“三项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必须由所有者进行 吴敬琏教授,日前在宁夏提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必须由“老板”进行,也就是由所有者进行。

  他说,15年来,在中国进行国有企业改革时,“老板”的事情一直是“打工者”来干的,也就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一直是“打工者”进行的,结果是干了许多事,开了许多会,就是干不成。

  十四届五中全会后,中国政府提出了在上市公司建立有效法人,结果有两个问题始终没有解决,首先是一股独大,上市公司的国有股一般至少是66%,大股东的股权具有绝对权威性,包括海外上市公司。表面上,上市公司的所有者和经营者是分开的,实际上许多集团公司和子公司的上层领导人是一批人,许多事情就有这些人说了算,然后就出现了“春都事件”等一系列母公司占用子公司资产的事件。其次是内部人控制,当现代企业制度不是由“老板”建立的,而是由企业经理等“打工者”设计方案,这些“打工者”就会强化经营权,可一旦到了60岁,控制权没有了,他就会在此之前挖国有股墙角,就出现了59岁现象。

  他也提出了两个解决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把股权送给“打工者”,对于在创业中有突出贡献的人可以给一些股权,比如飞速发展的联想集团就是一个正面典型;其次可以适当放松对“打工者”的限制,以利于这些“打工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 政府要耐得住寂寞 2012年5月21日,由中欧国际工商学院主办的2012创新中国高峰论坛在深圳君悦酒店举办。吴敬琏在论坛中作了主题演讲。在演讲中,吴敬琏认为,出口导向政策正面的作用在消退,而负面的作用在积累,持续60年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他表示,这一年多来,政府加强了自己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中的作用,取得了一些效果。可是效率太低,成本太高。企业才是技术创新的主体,政府不是主体,要耐得住寂寞。

  吴敬琏在演讲中说,为什么要定位创新,如何才能实现创新,没有什么尖端的,讲点ABC. 首先碰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定位创新,我们企业为什么要一心一意的创新,它核心的问题就是我们已经持续连续60年,原来增长的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我们面临的各种微观的经济问题和宏观经济问题,它的症结、它的根源都在于我们这60年来所用的增长模式,它带给我们一大堆的问题已经积累起来,使我们要往前走一步都很困难。经济增长模式,最早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来的,那时候叫“增长方式”,后来又叫做“经济发展方式”,在学术上把它叫做“增长模式”。这个增长方式也好,增长模式也好,经济发展方式也好,它的核心内容就是依靠投资来驱动增长,来支持增长。我们在建国初期从苏联引进了这么一种增长模式,它支持了中国的工业化,可是也带来了很多负面的东西。我们大致上在60年代开始就想实现这种模式的转变,但是一直没有能成功。改革开放以后,在1981年人民代表大会批准的政府工作报告里面讲到了我们今后的经济发展方针,它的核心就是要转变依靠投资来实现的增长,要转到一个依靠效率提高的轨道上去。但是因为体制上的原因,这个转变非常的缓慢。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已经重新启动 吴敬琏在“2012财新峰会:中国与世界”上指出,落实包括两方面,一是根据改革方向,形成各方面的改革方案,并汇成总体规划和行动纲领;二是坚决克服特殊利益群的阻扰,使得各项改革措施能够得到落实。

  十八大召开以前,国内外学术界、政界和企业界相当多人提出希望,期盼重启改革议程,开始改革的再出发。

  吴敬琏认为,目前看来,期盼基本上得到实现。十八大对于过去一两年提出的各种意见作出判断和决定,重申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改革目标,把深化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放到了执政党的议事日程,“重启改革这一步已经迈出去了”。

  吴敬琏指出,从十八大报告看出,经济改革一个中心是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完善各种制度,以便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改变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从政治改革说,要更加注重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更加注重发挥法治的作用。

  吴敬琏在《经济社会体制比较》杂志2009年第5期上发表重要论文《论中国改革的市场经济方向》。人民网2010年1月26日转载。下面是其中的最后一部分文字。

  30年的历程告诉我们,只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才是顺乎潮流、合乎民心的光明之途。根据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应当在以下方面积极推进。

  中国的改革开放源于1970年代后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思想解放是无止境的,在我国社会正在快步走向现代化的形势下,我们必须与时俱进,不断更新自己的思想,赶上时代的潮流。更何况在近几年“左”的思想的回潮中,若干早已被党否定的旧思想、旧观念又力求利用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缺乏了解而重新流行起来,在部分人群中造成了思想混乱,亟待澄清。此外,还要进一步明确改革的目标模式是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避免由于缺乏统一认识导致的思想混乱和不准确的理解。因此,一些地方正在兴起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要求冲破不适合于现代化发展和不利于社会进步的旧思想观念的束缚,是完全正确和必要的。

  为了保证思想解放运动取得成功,需要营造自由和务实的讨论氛围,提倡具有不同观点的人们理性思考,良性互动。市场经济是一个利益多元化的共同体,因此,不应当采取“一分为二”、“阶级斗争为纲”、“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不是我吃掉你、就是你吃掉我”的办法,用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压制另一个社会群体的利益,而是应当让各种合法的利益诉求都得到充分的表达,然后通过协商和博弈,形成社会共识和彼此都能接受的解决方案。只有这样,才是通向各个利益群体互补共赢和社会和谐的坦途。

  一是实现尚未完成的产权制度改革。例如,与中国将近一半人口的农民利益息息相关的土地产权问题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宅基地等资产无法变成可以流动的资本。这即使继续务农的农村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也使转向务工、务商的新城市居民安家立业遇到困难。

  二是继续推进国有经济的布局调整和完成国有企业的股份化改制。当世纪之交国有经济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应当进一步对国有大型企业改革进行攻坚的时候,改革的步调明显放缓。不但在股权结构上一股独大和竞争格局上一家独占的情况没有得到完全的改变,在某些领域中还出现了“国进民退”、“新国有化”等开倒车的现象。这种趋势必须扭转,中共十五大和十五届四中全会关于国有经济和国有企业改革的决定必须贯彻。

  三是加强商品和服务市场的反垄断执法和资本市场的合规性监管。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上仍然存在的行政垄断,必须采取有力措施加以破除。在资本市场上,被称为“政策市”、“寻租市”的痼疾并未得到根除,各类“内部人”利用信息优势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等犯罪活动,损害民间投资人的利益、大发横财的情况也不少见。因此,必须端正思路,选好手段,加强合规性监管,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成长。

  四是建立新的社会保障体系。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建立全覆盖、多层次的新社会保障体系。可是十几年过去了,由于遇到了政府内部的重重阻碍,这项极其重要的社会基础设施至今还没有建立,使的基本生活保障不能落到实处。其建设进度必须加快。

  通过法治建设在各种权利主体之间正确地配置权力,规范政府的行为,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不受侵犯。

  需要着重指出,根据30年的经验,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能否顺利推进,关键在于政府自身。要把计划经济时期的全能型政府改造成为专注于提供公共产品的服务型政府。这就需要政府,首先是党政领导干部要出以公心,割舍那些与公仆身份不符的权力。政治改革的任务,不仅是要减少和消除对资源配置和价格形成的行政干预,使市场机制有可能发挥基础性作用;更艰巨的任务,在于建设一个能够为市场机制提供支持的法治环境。没有这样的制度平台,就难以摆脱公权不彰、规则扭曲、秩序紊乱、官民关系紧张的状态,就难以使经济和社会生活进入和谐稳定的正轨。

  吴敬琏在《财经》杂志2012年9月3日发表重要论文《中国经济社会矛盾几乎到了临界点》。腾讯网、搜狐网、网易网、中国证券网、21CN财经网、天涯等各大网站于2012年9月3日转载。下面是其中的一部分文字。

  “当前社会上存在的种种丑恶现象,从根本上说是缘于经济改革没有完全到位、政治改革严重滞后、行政权力变本加厉地压制和干预民间正当经济活动,造成广泛寻租活动的结果。”


友情链接:
Copyright 2018-2021 现场报码室 版权所有,未经授权,禁止转载。